我们讲述的故事

對於一個每天看電影的人來說這樣的家庭經歷沒有特別的，甚至可以說很普通。本片最讓我意外的是所有人對母親婚外情的態度！沒有一個人感到難以接受，就是作為丈夫開始有幾秒猶豫很快也接受了。這不失為明智之舉，因為人已去，事已發生，你能做什麽除了理解接受改變自己態度坦然處之你又能做什麽？子女們是另一種情形，在一個沒有道德束縛的社會裏，一個人道的社會裏，婚外情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的標籤，任何的道德評判，任何的對或錯，恥辱和不堪，所以子女們也就只是滿足於發掘真相。真相一旦大白，thats all。彼此之間的關係仍然維持在原來的狀態，兄弟姐妹還是原來的兄弟姐妹。由此我得出一個判斷：一個沒有被道德綁架的社會因為沒被道德綁架人道就會增長，愛變得更加純粹---或為身體的愉悅，心靈的愉悅，人各取所需。人人都有這樣的權利，也理解接受他人的權利。
某種程度上說這是我理想的大同社會的一種形態。

《我们讲述的故事》：我们在乎的情感
文/ 姜小瑁
2013-12-18
 
作为纪录片，《我们讲述的故事》可以算既中规中矩，又有点出人意料。中规中矩，因为它沿用了许多经典的纪录片元素，比如人物访谈；出人意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主题，或者说它的缺少核心主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萨拉·波莉启用了专业演员来扮演部分纪实场景，并丝毫没有向观众掩饰这种表演式的记录行为。
 
印象中的纪录片似乎总该有个宏大的主题，或者最起码应该关乎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即便是温情如《寻找小糖人》般的纪录片背后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宏大背景：罗德里格斯曾经是一代南非人的精神领袖，虽然他本人并不知情，且围绕他的消失也有着各种疯狂的谜。所以，当《我们讲述的故事》带着一个家庭内部的枝节，甚至是丑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或许我们对记录片的传统期待会遭到小小的动摇，也可能会想萨拉·波莉拍摄这部纪录片、并且把家族秘密搬到大荧幕上供人消费的初衷是什么。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直到影片结尾萨拉·波莉也没有能给我们、她自己和家人一个明确的答案。重构对母亲的回忆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但重构回忆的真实性、叙述权、材料选择方式等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在影片中都悬而未决，萨拉·波莉也并没有想向这个故事强加任何的“指导性”解读。只是从父亲的口述中，我们明白了这样的故事对于富有创作激情和才华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对已逝家庭成员的再定义，更是艺术创作的良好素材。正如父亲MichaelPolley所言，萨拉身世之谜的揭晓和爱妻生前出轨的事实使他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多少迷人的故事，好故事未必只能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之外。于是，影片的重心也慢慢从“为什么”转移到了“怎么展现”——怎么展现才能在保证一定真实度和连贯性的情况下，让母亲的过往变成我们讲述的故事；怎么展现才能让所有人的视角和情感汇聚在百余分钟的镜头记录中。
 
萨拉·波莉的解决方法是，淡化真相揭晓时的冲击，将重点放在片中人物对母亲的情感回忆上。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当萨拉得知自己的生父是著名制作人HarryGulkin时一定是带着很复杂的情感，她所经历的困难也绝不仅仅是“不能让爸爸知道这件事”这么简单。但在影片中，我们感觉不到这个转折点对萨拉的巨大冲击：生活仍在继续，萨拉与Gulkin以及他女儿间的情感逐渐升温，同时她与MichaelPolley的关系也因为这个巨大的转折而变得更为亲近。此刻的影片没有惯常家庭伦理剧中的狂风暴雨，也没有过度的造作扭捏，一切都在画外音的动情叙述中一笔带过。或许现实生活中这些挣扎是有的，但萨拉·波莉并没有让它们抢走影片的风头，所以做了淡化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成员对这件事的不同反应：有人认为母亲错了，尤其是她的一夜风流导致了一个生命的诞生；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因为母亲终于得到了充满激情的、炽烈的爱。此时，究竟谁对谁错、谁是亲生父亲已经不再是影片所关注的焦点——它关注的是家庭成员如何回忆母亲，以及这份回忆如何串起了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这样的处理是十分巧妙的，因为它成功地将观众潜在的伦理判断转移到观众与当事人的情感共鸣中。但这种叙事手段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当所有人都在参与故事的讲述时，谁拥有真正的话语权？HarryGulkin认为萨拉的处理方法会模糊影片对真相的揭露，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直接参与事件的人才有资格对事件进行回忆性叙述。简言之，HarryGulkin认为话语权只存在于他和萨拉的母亲戴安两人手上。毕竟，在Harry看来，艺术的最高职责就是找到并揭露事实。但在萨拉看来，揭露和展现事实似乎已经变成了无关轻重的小事；真正重要的是展现每个人的不同视角和情感反应，让这种拼贴艺术去表达自己以及家人对母亲最大的爱意。
 
或许，我们讲述的故事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乎的情感。
 

星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双面格蕾丝》这么定义故事，“当你仍然身处故事当中时，故事尚不能被称为故事，它只是迷离的幻影，模糊的暗吼，无尽的黑暗；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是因为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在你开始向自己或他人讲述的一刻成形。”

《我们讲述的故事》是加拿大童星出身的才女愤青导演莎拉•波莉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她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叫到摄影机前，回忆他们自己家中发生的故事。我们伴随着记忆成长，很多回忆细碎而敏感，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听了无数遍的，但到了摄影机前加上剪辑和叙事框架的构建，仿佛一切都变了，在不同的剪辑时刻选择不同的素材，这还算不上真实？还是那个老掉牙的问题：如何打破与观众沟通的第四道墙？这也是电影后半段众人讨论的问题。

它让人想起马丁•斯科塞斯1974年的纪录片《意大利裔美国人》，2006年马丁凭借《无间行者》斩获奥斯卡之后，在美国导演工会的专访中，老马说这一辈子让他学到最多东西的就是拍摄《意大利裔美国人》的那两天。那时候他的父母已经结婚42年了，他们把摄影机一直放在那里，然后马丁问几个问题，他们回答，看上去很简单。那都是他从小到大听大人讲述了无数遍的故事，他的父母当年是如何从西西里岛来到美国，他的祖父辈那一代是如何相识相爱的等等，那些老日子里的老故事，他们相互关心的方式，他们之间讲话的方式，还有意大利式的幽默方式。老马说，当你熟知这一切时，如何选取这些素材其实很难，因为太在意纪录片的结构就有可能会打破原本的真实。在纪录片手法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下，最吸引人的往往都是故事里人们的坦率和真诚，还有故事本身的戏剧性。

莎拉•波莉的纪录片就是如此，你可以说它的剪辑很巧妙，也可以说它的剪辑太刻意，它回避了很多东西，比如故事从母亲发现自己癌病晚期直接切到葬礼，比如他们父母离婚之后的日子都一带而过，仿佛时间线上出现了断层，这部电影的负面评论也大多来源于此，当然也有《好莱坞报道者》那种赞美“影片巧妙地利用剪辑等电影手段创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故事。”

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他们的母亲黛安，她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富有感染力，对一切事物充满热情。她走起路来动静很大，感觉连地板都会摇晃，大家都喜欢邀请她去派对，她总是笑得特别大声，是个很适合捧人场的观众。她在和迈克尔（莎拉的父亲）结婚之前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还失去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后来她又有了3个女儿2个儿子。他们说母亲是个让人温暖的人，她很爱唱歌，即使唱的很难，她也不介意，她总是无忧无虑，给人带来幸福感，却也总是麻烦不断。他们的母亲同时还是一个演员，在经年累月的家庭主妇生活和拉扯大孩子之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七年之痒，她准备重回舞台剧的演出，计划离开家庭，离开孩子，离开丈夫，去蒙特利尔巡演一段时间。她在这期间有了外遇，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时她已经42岁，她很无措，她回到多伦多，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她喜欢一切新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新的生命，多伦多的家庭生活让她觉得太保守乏味，她打消了人流的念头，生下了一个淡红色头发的小女孩——就是萨拉•波莉，但她的亲生父亲是谁，在莎拉的整个青春期都是一个家庭玩笑，哥哥姐姐们故意说莎拉和父亲长大不像，他们觉得当年和母亲一起演出的3个同剧组男演员有一个必然是莎拉的亲生父亲。

莎拉•波莉是个很有个性的漂亮女演员，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激动份子，11岁时母亲死于癌病，14岁时就凭借莎拉•斯坦利指导的电视剧《开往阿旺利的路》成了加拿大一线的电视童星，15岁就从高中退学，因为她想成为一名职业愤青。2006年首度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柳暗花明》就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的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女演员两项提名，最终为朱莉•安德鲁斯捧回了一尊最佳女演员的小金人。莎拉的父母都是演员，这也是她4岁就开始表演的原因。虽然母亲已经很早就离世，但母亲对她的影响却无所不在。成年后她对母亲的一切都很有兴趣，她最想知道母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天她在多伦多偶遇了一位蒙特利尔的制片人，她说自己要去蒙特利尔几天，那位制片人说：“你到蒙特利尔以后，可以和哈里•高尔金见个面，他也是电影制作人，在你母亲做选角导演时与她合作过，或许可以帮你了解下你母亲的事。”于是冥冥中注定的戏剧性时刻发生了，这位与母亲合作过的电影制作人正是她母亲当年的外遇对象，也就是莎拉的亲生父亲。

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在于28岁的时候，莎拉才偶然发现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那么多年都没人知道她母亲的这个秘密。这戏剧化的就像维托里奥•德•西卡的《意大利式结婚》，索菲亚•罗兰饰演的女主角为了将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演的有妇之夫留在自己身边，她告诉他自己的三个儿子之中有一个是他的亲生骨肉，但她始终没有告诉他哪个才是，最后愧疚的他和她结婚了，这样他的儿子就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更戏剧化的是，这部电影的前身就是莎拉父母当年同台主演的最后一部舞台剧《菲洛米娜》，一个女人的秘密。

在纪录片的后半段里，两个父亲对莎拉的意义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戏剧性的发现让所有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去思考亲情和爱情的意义。她的父亲说，无论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能责怪黛安，在他们失败的婚姻中，他也有责任，她只是在爱情再次降临的时候，选择了接受，他现在真的很开心，因为有人爱过他，虽然他不能确定那个爱她的人是不是真的想要去爱她的那个人。在这个故事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站在自己的角度，同一件事情变得不一样了。但这个故事最受伤的却远远不是她的养父，她的亲生父亲哈里失去了情人，错失了莎拉的童年，她的母亲同样牺牲了爱情，选择回到孩子的身边，选择了家庭，选择做一位母亲，这就像《廊桥遗梦》里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那个母亲，为了爱情抛家弃子可以很简单，却会毁了孩子们的童年，毁了一个家。

她的父亲一直深爱着母亲，无论她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在爱情关系里，总有一个人会先陷进去，有一个人会爱的更多，用情更深，也许这个人也更容易受伤，因为这个人爱对方的程度远胜于对方爱自己。莎拉的哥哥约翰尼说：“在所有的爱情关系里，对方的爱或许都不是平等的，但幸运的是这种差距很小，而且会逐渐的变化。在我看来，爱情里永远不存在平等的概念，这个不幸的事实恰好就是生活的真谛。”从这个纪录片里，我们确实看不到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有多深，但对于爱的太深的父亲来说，未来对于他就像聂鲁达的那句诗“相爱太短，遗忘太长”。一个不喜欢被束缚的女人，被困在了家庭主妇的琐碎生活里，而丈夫又喜欢规划和管教，这让她觉得自己生活在了对方的影子里，任人摆布。《我们讲述的故事》让人感触的是众人谈论这些回忆时的坦率和真诚，回忆中的一切苦痛和问题都不再让人难过或者愤怒。

这部电影试图从不同当事人的视角出发，然后把每一个人的视角组合起来，寻找那个全知视角的真实。故事大体相同，却有着大大小小的细节上的差异，但更有趣的是大家不同的叙述生活的方式。过去发生的真实，都很易逝，事情都有自己的多样性，回忆也不可靠，这就需要时间去审视，某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比如婚外情，但这部关于莎拉寻找亲生父亲的纪录片更多的是想还原母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也是莎拉唯一能了解母亲的方式。

片中用了很多当年父亲用超8摄影机拍摄的影像素材，但他那奇怪的癖好每一次都慢慢的将镜头移向屋顶或者远方的天空。虽然是纪录片，莎拉也找来职业演员饰演年轻的母亲、小时候的哥哥姐姐，看过《柳暗花明》或《跳支华尔兹》的人都知道，意识流的剪辑、摄影、感性细腻的台词和对剧作结构近乎刻意的雕琢是莎拉•波莉作为导演作者化的标签，这部纪录片同样如此，大量演员的表演素材被后期处理成泛黄的8mm胶片家庭小电影的质感，面面抽帧处理和默片式的钢琴配乐让回忆变得更加美好，还带上了一种记忆才独有那种淡淡伤感。几十分钟的时间看尽一个家庭大半辈子的悲欢故事，这部纪录片也算是成功打破了与观众沟通的第四道墙，让人看到了那些岁月无法抹去，却足以改变人心的东西，那是血浓于水的爱。

       就像纪录片中的很多人问的那样，为什么要记录这样一个影片，是为了还原有关戴安娜的一切，用回来来怀念她。还是为了还原所有的事实，寻找到所谓的真相。亦或是，萨拉在面对两个父亲的存在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减轻内心的挣扎。

      可为什么认为在做一件事时，总会问“为什么”。意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就像那一无所知的苍蝇只是完成上天赋予它本性命运该有的样子而不去管为什么是不是也是一种意义。
     
     影片中所有人都试图在找寻真相，比如谁才是萨拉的亲生父亲，比如戴安娜到底爱不爱他的丈夫，比如在戴安娜临死前她的内心经历怎样的挣扎。凡此种种都随着戴安娜的离去没有了标准的答案。戴安娜是幸福的。因为即便离去了还有许多的人在怀念他。她的丈夫说一个在你生命中生活了二十几年的人，突然离去，不那么容易遗忘。相爱很短，遗忘很长。
     
    影片的最后很滑稽的结局，戴安娜曾经的情妇终于松了牙关承认他和戴安娜发生过关系。可这一切似乎都值得原谅了。

    纪录片没有电影那样激荡起伏，因此也更为真实，更为直击人心。它通过不同人的叙述，告诉每一个观众这就是人生。有遗憾、有挣扎、有幸福、有悲伤。时而遍地阳光，时而阴沉黑暗。有很多爱没有表达，有很多真相没有拆穿。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

    这部影片激起了我用录像记录生活点滴的欲望，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我总是在电影中去窥探别人生活的样子，其实我的生活何尝不也是一部未完待续的真实的电影。

如何从以讲述追忆一个人,跟Pina比,人语言的限制和讲述这个的动作就很清晰,人当前的情绪和偏向是局限也是目标叙事之外的一个空间;

定位就定在讲述上,这种内含的自反性讨巧但不好控制,索幸导演的思路很清晰:用对他父亲mike的关切作为故事最coherent的弧线,引发宽恕和和解的效果;

两种隐藏讲述人的方式:隐没本人的确切判断或隐藏他/她的出镜,其实让我想到的是有人说呼啸山庄,叙述者把自己隐藏起来因为她很害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