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老黄辛苦了一生，很难过。

起初看他时，会觉得他是一个计较的人，但越看到后面你会越心疼他。他为了家人，吃得下所有的苦，所以才会计较很多，不像其他的棒棒，他有奋斗的目标。

看到这个消息也是沉静了好久，太难了太难了，我想到了父母，和他当初一样正在辛苦劳作，却没享受到什么福气。

希望大家趁父母还未老去的时候多对父母好些，吃的穿的，多给他们一些温暖，任何形式都行。

在黄山看见挑夫挑着比他们体重还重的物资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到黄山山顶已经可以坐缆车了，他们还要费那么大的气力把东西挑上山呢？为了增加风景区的地方特色？可是想想除了当挑夫，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机会获得你所能获得的。

或许是父母也是农民工的缘故，看得时候特别有感触，城市光鲜艳丽的生活让我有些飘，看看他们的生活，想想父母，心中不知不觉的变得谦卑起来。

我的父母也是他们，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半夜里在帮人家搬货装车，能赚多少钱呢？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我玩得无忧无虑。我知道我的父母赚钱很辛苦，他们的钱都是汗水换来的，装一次货，采一个春天的茶，晒一个夏天的粽子叶，秋天里收割一季的粮食，冬日里宰杀养了一年的猪，缝纫机上不停跳动的针脚......他们花钱也很谨慎，妈妈会为了5毛钱的差价绕大半个村子去买东西，直到我毕业工作了，我才发现妈妈会给自己买较多的衣服，虽然这些衣服都便宜得不像话，但是以前我一直以为她是因为觉得不好看才不买的，我的爸爸现在也改不了买廉价品的习惯；甚至我觉得我家像捡破烂的，我宽大的家里摆着很多别人丢弃的东西，我妈拒绝平时乖巧但那一次却不知道为啥哭闹着要买自行车的我，然后我的爸爸去费品收购站里给我淘了一辆；我一直都没有很多的生活费，可以说我的生活费真的只是‘生活费’，基本没有多余的花销，上大学的费用也是别人出的。但是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家很贫穷，看了这片子后我甚至觉得我是被富养的，我生活得异常便利，家里的房子随着我的长大一点点变好，从来没有挨饿受冻，时而别人穿剩下的衣服看起来也很新，偶尔买买想要的东西还能和同学炫耀一把，甚至我都羞于去申请贫困补助，心底可能还有些埋怨爸爸想要不劳而获（高考的时候，为了这事，我爸把我弄哭了）。

意识到贫穷是发现原来你需要咬咬牙才能够得到的生活在别人那里是日常，你拼命想要节省的几块钱在别人眼中就是九牛一毛，而你拼命努力工作的工资还没有别人工资的零头。我非常能够理解片子中为了几块钱小心思不断的棒棒们，因为每一块钱都会让人想起那肩上几十斤的重量，脚下那迈不开的步子，口里窜不上的气。

我片子中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其实是：都怪我懂事太晚。这句话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米仓的老板说的，另一次是老黄在变卖费品获利之后说的。他们其实是最淳朴的那群人，不愿意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吃亏，能帮上忙的尽力而为。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为了家人能过的稍微更好一点点。他们的无知让他们只能以出卖劳动力的形式获取报酬，而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是一种最安全无懈可击的廉价的赚钱方式，他会让你麻木在自己的汗水当中，自以为付出很多，但是却无法实现财富增长。

看的时候，我渐渐的发现其实我喜欢看这种纪实的视频，揭露生活的真相，让你发现每个人都是负重前行，感到自己的幸运，感谢当前所获的的一切。

“没事儿，喊个棒棒儿就是了”；“给XX师傅打个电话来搬一下”……这座城市的人面对重物时通常不需要过多焦虑，“实在不行喊个棒棒儿就是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会被想到的解决方案。

棒棒在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街上一声”棒棒儿“喊再正常不过，许多单位行政部手里都有几个长期合作的棒棒的联系方式。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座城市哪一天突然没有了棒棒这个行业。

我每天都能在单位附近看见五个以上的棒棒。这里有一所大学，总不至于没活儿干，于是一大早他们就蹲守在校门口。其中有两三张熟脸孔，是给我们单位干活儿干熟了的。

给单位干活儿是他们比较乐意的，一则单价要高些；一则工作量总是比较大的，总价也高，不似街上的散活儿，一趟就没了；三则单位的活儿长久，一年到头要做上好多单。一来二去，单位的人都能认得几个棒棒，谭师傅、毛子，等等，当然，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本名或者全名。就像片里的老黄、老杭、老甘、河南、大石，谁都不知道他们的本名，或者说，谁也没想过要去知道他们的本名。人们只称他们为”棒棒“。

要说片子拍得真实，其中一点就是没有把棒棒都拍成差不多。同是一处的棒棒，各有各的三观，各有各的个性。老黄、老黄、河南，全都截然不同。就好比谭师傅和毛子，也相当不同。

棒棒这个行当，没什么明码标价，全凭当下口头商定。毛子深谙单位报账付费嘛总是相对慷慨些，于是爱叫高价，外头十块的活儿，在这儿总得要二十。次数一多，我们这楼的单人业务就爱交给谭师傅，谭师傅叫价显然就要本分得多，图的是个长期。于是有些临时保洁的活儿也交给他来做。

谭师傅这人爱念叨，做活儿时总是叨叨絮絮个不停。保洁时念叨房间脏，挑东西时念叨东西乱，大家也并不搭理他，只由他念着，谁都知道他并不是挑剔，不过是自言自语惯了。更有一次，为单位挑酒，只见他边装边念叨着：“这么多酒，肯定是FB，检举你们你们包要遭”。大家听了笑得咯咯咯的，他也并不理会我们的笑，继续念叨：“这么多酒，哪里喝得完嘛……”每每办公室听见一阵念叨声，同事们总要笑着互相说：“谭师傅又开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孤单久了才养成这样自言自语的习惯。

谭师傅单身。这个城里的棒棒很多都单身，跟片里的老黄和老杭一样。也许是成过家又离了，也许是从来就没结过婚。

谭师傅说：“谁会跟着我们这样的人嘛。”

我们这样的人。

也许，没有一个棒棒觉得当棒棒是体面的，哪怕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但那双大概只有下苦力的人才常年穿着的解放鞋，和那根被肩头磨得光亮的棒棒，还是让他不自觉地自卑。或许，更让他们自卑的，是大街上那一声声响亮的呼喊声：“棒棒儿”。

这个称呼似乎成了他们认命的理由。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没有人跟他们成家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被人粗鲁地呼来唤去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他们不敢去想还能有其他“体面”地挣钱的可能。

但他们是有他们的“体面”的。

棒棒要扛在肩上，不然就像要饭的乞丐。老黄对于这一点非常坚持，因为他认为这是棒棒和乞丐的区别。

棒棒自然是比乞丐要体面的。

哪怕是跪在厕所地上用手掏便坑水道里的勺子，之后再用香皂洗五遍手，他也有他必须坚持的体面。

选择一个“卑微”的行业是生活所迫，在“卑微”里尽可能地维持体面，大概是生而为人所不能丧失的部分。

记得有一次整理小办公室，腾出些硬纸箱，自然想到给谭师傅打电话。大家都琢磨着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我们省了事，谭师傅变卖这些硬纸箱也能有些收入。

谭师傅接了电话后不一会儿就来了，乐呵呵的样子，和他往常接活儿一样。

我是在无意间听见他的念叨。

前台的值班大爷见他整理纸箱，顺便叫住了他，门前垃圾桶周围也有一些同事丢弃的纸箱，前台大爷让他一起收走。

“垃圾堆的东西我是不收的。我本来就不收这些，又值不了多少钱。她们给我打电话叫我来，那是心里想着我，是一片心意我才来的。”谭师傅低声地对前台大爷念叨着，之后又重复了两遍：“垃圾堆的东西我是不收的”。

那番言语对我触动至今。这大概就是一个棒棒关于体面的坚持，也是一个棒棒对于人情的理解。

我们试探着将拓展活动中只穿过一次打算扔掉的迷彩T恤送给他，T恤非常劣质。他说用来干活儿时候穿挺好的，于是欢心地收下。后来，我们总在夏天看见他穿。

虽说棒棒干的是苦力活儿，似乎只需要付出力气和汗水，似乎跟上不上心沾不上什么边儿。然而谭师傅却有他上心的时候。

印刷厂里搬资料，谭师傅在这里是论“天”做的。一天一百块，把大家在里屋清点出的资料及时搬运到外头装袋。活儿不算重，他的任务就是一摞一摞的往往返返地搬就是了。识不得太多字的谭师傅是怎么记住这些地名和片区的，我们谁都不曾留意到。然而几次合作之后，在我们把资料交给他，顺口说出地名时，他竟然能当即作出他自己的搬运规划来：“这里先不忙，这个片区还没装，搬出去也是堆着的，占地方，先把这个地方搬了来。”他一边自顾自念叨着，一边实施着他的搬运计划。每每这时我们都相当惊讶，于是这业务交给他至今也就从来没换过人。

这是专属于重庆标志之一棒棒群体的故事，棒棒是手拿一根棍子挑背扛用体力换取劳资的群体统称，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因为各种缘由到城市求生活，他们为城市注入基层建设的力量，却在老年后被现代化所淘汰。

用片中一段话来总结：爬坡上坎负重前行三十多年，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本片的导演也是主角之一的何苦是正团级转业军官，他在退伍的一个月后来到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商圈拜65岁的资深棒棒老黄为师傅，跟随他学习和融入棒棒群体，用自己的力量记录这个即将消失的行业。

▲自力巷53号

师徒二人住在破旧的自力巷53号，二房东大石、室友老甘、河南也一并成为何苦记录的对象。

河南44岁，来重庆二十年，头十七年做棒棒，后三年在大排档帮工，胃口极大常常吃到老板张口大骂，有一天河南偷偷煮两个鸡蛋吃时被老板发现，大吵一架后将他辞退，河南回到租房心绪难平，决定不再做事，一直靠赌牌生活。

▲河南

老甘59岁，四川人，棒龄三十年，给两个食档做杂工，收入尚算稳定，平日喜欢看影碟机，虽然只有一张刘三姐电影碟，但反反复复也看上了无数遍，后来喜欢白娘子。

▲老甘

二房东大石过几个月就满60岁了，他来重庆三十八年，吃苦耐劳人也聪明，他做棒棒存了一些钱后租来六套房子，简单改造为若干小房间又转租出去，靠差价每个月也能入账一万左右，一家几口倒也够用，大石的生活令其他几人羡慕不已。

▲大石

黄师傅带领何苦驻点在自己的地盘五一路口，这里人来人往业务相对较多，自己也有几家固定客户。何苦高大帅气的模样在棒棒群体里尤为醒目，引发了一阵骚动。当天业务不错接了好几单，不过令何苦印象深刻的不是精疲力尽的挑货，而是相对轻松的掏厕所，雇主家的厕所被掉落的狗勺堵住了，他们急冲冲的找来老黄处理，老黄裸露着手臂费力的掏出勺子，用香皂前前后后洗了三遍，结算时雇主给了老黄二十块，还有让他带走那块香皂。

老黄的心情很好，因为当天总共挣了67元，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每日平均收入不超过30元，老黄说何苦给他带来了幸运。

▲老黄

随后的日子何苦一直跟着老黄学习，也渐渐知道了老黄的大半生经历，老黄出生于1949年，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父亲因为在国民党政权时期是教师，家中也有十几亩田地，所以被划定为地主。在后来的遭遇中，父亲精神失常去世，老黄在寒冷饥饿恐惧中长大，由于是地主儿子的成分，直到1988年老黄39岁时才组建家庭，对方丧偶无力抚养亡夫的三个孩子，他们各取所需结合在一起。

第二年，妻子给老黄生下了女儿黄梅，因为处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时期，老黄也受到了1050元的罚款。老黄跑到东北挖煤挣钱，三年不回家，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女人打电话叫老黄带走黄梅，老黄曾想投河一死了之，可是看着年幼的女儿他不得不打起精神，将孩子托付给亲戚后，来到邻近的重庆当起了棒棒。

时间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黄梅长大成家生了个可爱的儿子，老黄为了减轻女儿的房贷负担，继续从事棒棒职业。

老黄为人善良真诚，不愿意占人半点便宜，虽然早与何苦约定学徒第一个月两人的工钱都由老黄一人收取，可是学徒期结束后老黄还是强制的分给了何苦一半。

何苦跟随老黄整整一年，期间由于观念不同也爆发过剧烈争吵，然而两人在经历过困境后师徒情谊更加深厚。在何苦心里，住在自力巷53号里的人们虽然非常贫穷，却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辉。

老黄与棒棒老杭相识多年，两人同在一个点守业务，老杭身体不好需要花钱吃药，老黄刻意躲避雇主将业务让给老杭。自力巷53号拆迁时老黄搬家不及时，打包好的行李没来得及拿出来便被拆迁队拆房子盖在了废墟下面，行李里面装着老黄的身份证和攒了很久的2300元，老黄哭着守了废墟好几天。老杭趁着一天深夜独自一人悄悄钻进废墟里，满手是血的将老黄的行李给挖了出来。

爱看影碟机的老甘和流浪汉老金是朋友，老甘有活干的时候常常接济老金，因为向老板提出涨薪被拒绝后，老甘也失去了工作。于是老金去美食城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带回来两人分食，两人也算度过了难关。老金办理了38元可以免费拨打380分钟的电话套餐，月底即将清零的时候，就算面对面老甘也会接听老金的电话帮他消磨免费通话时间。

赌棍河南欠一屁股债，整天四处借钱，却不见还人一分，二房东大石追河南拖欠的半年房费，却不好意思开口，最后甚至免掉。大石在自力巷53号收取的房费不高，做事却不偷懒半分，该修修补补的绝不拖延。

也许当初何苦的本意是记录这个即将消失的行业，记录棒棒军团背后的故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苦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轨迹。

何苦在一年内迅速融入棒棒群体，因为身强力壮也有了“蛮牛”的外号，他做事认真负责，领导力强，机缘巧合下获得建筑工程业务委托，何苦组织棒棒军团将任务做得漂漂亮亮，因此得到长期合作权，大石、老杭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老黄高血压得到有效控制后转做技术工种，不仅收入提高，对体力的需求也不如以往剧烈。

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着……

（这部13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所涵盖的内容及感悟绝非我文字所能表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全集观看）

▲何苦

最后：爱看影碟机的老甘这一生很苦也走霉运，他找半仙算过一卦，说是六十岁以后会转运，于是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愿望：热热闹闹的过六十大寿。

他在五十九岁时认识了何苦，后来何苦邀请300余名六十岁以上的棒棒参加团年会，在这个热闹的聚会上，何苦邀请大家同唱生日歌给老甘庆祝六十大寿，老甘感动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