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1994粤语版

郭靖出得江湖，一年之中，惨遭大变。五位恩师抛尸桃花岛，成吉思汗意欲南侵，李萍在郭靖面前断然自尽，以明其志。郭靖纵马南归，一路上又是兵荒马乱，尸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郭靖茫茫漫游，不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时间诸般事端纷至沓来，如同哈姆雷特得知叔父杀兄娶嫂的真相后，陷入不得解脱的质问之中：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s a question. 郭靖不得不停下来，像兔子一样暂时退出与乌龟的比赛，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 “练了武艺又有何用？连母亲也不能保住。” “我一心要做好人，但到底让谁快乐了？” “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呢？” “穆念慈姊姊是好人，为什么却对杨康死心塌地地相爱？” “我怎能杀别人的儿子，叫她母亲伤心痛哭？但是，难道任他来杀我大宋百姓？” “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是害人。但不学武我又做什么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 “活着好呢，还是早点死了？若是活着，此刻已是烦恼不尽，日后烦恼自是更多。若是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 “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 你说郭靖笨不笨？这些问题没有慧根又如何想得出来。连修道数十载的的丘处机也将他开导不了。郭靖一句反问：“武功要练到四位前辈一般，固然千难万难，但即便如此，于人于己又有什么甚么好处？”丘处机就呆了，只有叫他去找周伯通。 韩非将游侠列为五蠹之一，就是看不惯这些江湖之人以武犯禁，任用私刑。而法制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和消除私力救济。并将善恶恩仇纳入一个看得见的诉讼程序当中。 侠客们脱离宗法社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价值观便以“忠义”为先，孝悌为后。与主流社会以孝为先的价值观殊为不同。杀人活人，全在一念之间。一个不以孝为根基的江湖社会，杀起人来就没什么恻隐之心。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了，回到山上摆起来，众位兄弟只问杀虎的细节，说到痛快处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有片言安慰之语。当然李逵恐怕也不需要安慰，每一回劫法场，他都像过节一样，见人就杀，不分军民。但是书生金圣叹看到这里时，却实在是看不下去，他大笔一挥，硬生生的在后面添了几个字：“李逵大哭”。 加上没有源自宗教的对于善恶的绝对标准，杀与不杀，每个侠客都是全凭自由心证。黑白两道，革命与反革命，谁杀谁不杀，一般人都是泾渭分明的。所以在一个如此崇尚暴力的环境中，郭靖能够灵台清明，屡遭惨变之后陷入信仰危机，已经算有大智慧之人。虽比不得后来的令狐冲，但在射雕里却是一枝独秀。相比之下，黄蓉的那点小聪明又算得了什么。 上了华山，丘处机被沙通天等人围攻，情势危急。郭靖在一旁天人交战、内心苦痛不堪：“丘道长若被彭连虎等害死，岂非全是我的不是？但若上前相助，将彭连虎等击下山去，又到底该是不该？” 此时的郭靖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他越行越远，渐渐不闻兵刃相接之声，独自倚在石上，呆呆出神。 此时郭靖心中真正的问题是，谁有权力去杀人？谁授予了侠客做法官和刽子手的资格？暴力本身是一种善还是一种恶？ 双手沾满鲜血这件事本身，也有善恶之别吗？ 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丘处机与彭连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天啊，我该怎么办？ 洪七公的出现，将郭靖从信仰危机当中解放了出来。 裘千仞作恶多端，在华山被众人围攻时，眼见象拿撒拉的妓女一样凶多吉少，又没有耶稣出来发问，便哈哈大笑，自己向众人质问道：“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平生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恶的，就请上来动手！” 一灯大师长叹一声，首先退下。其他各人扪心自问，皆心中有愧。五十步笑百步，谁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和权威去向他扔石头呢？ 这时洪七公作为江湖上的道德完人，从天而降。一席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人，老叫化贪杯贪食，可是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 没有一个人有意见，连裘千仞也为之气夺，放弃了上诉的权利。 一个杀了二百三十一人的洪七公，说他问心无愧，生平没有错杀一个。你信吗？你行吗？ 我首先就不信。也自认做不到。“贪官污吏”听上去还似乎罪有应得，“土豪恶霸”就难免良莠不齐，至于“大奸巨恶”实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负义薄幸”的指责就更在一念之间了。王语嫣的姑妈专门就是杀负心人的，但凡停妻再娶、包二奶的男人，都是拖到花园去活埋了。 当一个凡人拥有对别人的生杀大权，拥有以善恶和绝对真理的名义去宣判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江湖是一个最容易自我膨胀的地方。手执利剑就等于口含天宪，这种侠客们的救世主心态还仅仅来自于武功。并没有更高的意识形态来为这种绝对权威加冕。因此它比君主制下的权威更加无理，世俗的君王，至少有一套“合法性”的说词，比如孟子的“天子受命于天”，胡克的“神授君权”。所以中国这么大，也不断有人将之一统。江湖的统一却始终是个幻想。 “统治人类的权力是一种可怕的权力”。这是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初期说的。这位罗先生因此大声呼吁取消统治者杀人的权力，强烈要求将死刑从法国的法律中删去。他说：当一切人的力量用于对付一个人的时候，死刑是极端不公正的。 相信这些话是出自大革命暴君罗伯斯庇尔之口吗？那时的罗伯斯庇尔，多么像正义凛然的洪七公啊。但在随之而来的腥风血雨中，罗先生狂热地高叫着：杀死路易十六！杀死王后！雅各宾取得政权后，罗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无论他有着如何令人称道的个人品质和崇高目标，一个洪七公轻易就变成了杀人如麻的东方不败。 但郭靖完全被这一番话折服了。心中豁然开朗，想到：“原来只要不杀错一个好人，就是问心无愧。瞧师父指斥裘千仞时，何等神气凛凛。只要我将武功用于仗义为善，又何须将武功抛弃忘却。” 洪七公成为了郭靖在信仰危机中抓住的救命稻草。郭靖的慧根也就到此为止。他完全忽视了当裘千仞悔过跳崖时一灯大师的言行。也使自己提出的问题转移了方向。 洪七公以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对于善恶衡量的绝对自信，掩盖了郭靖内心真正的疑问：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善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呢”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成吉思汗又该不该杀呢？谁有这个权力来评判，按自己的天地良心来锄掉花园里的杂花和毒草？ 如果说郭靖和洪七公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江湖力量。金庸后来的作品就慢慢倾向怀疑论，最后抵达《鹿鼎记》的虚无主义，武侠也就再写不下去了。 郭靖重获信仰，渐渐树立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终极目标，构成这个终极目标的两个主要信念，民族大义和正邪之分，在以后的两个大侠身上，对单纯信条的绝对自信被复杂的现实彻底击碎。 这两个大侠就是契丹人乔峰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 在乔峰身上，民族大义成为了一种原罪。汉人有好坏，契丹人也有好坏。在郭靖眼里，完颜洪烈是坏人这一点是绝对无疑的，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有点疑问。但在乔峰眼里，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会是坏人吗？说实在话，完颜洪烈就比成吉思汗、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坏吗？在郭靖看来没有问题的事，在乔峰看来就大有问题了。乔峰解脱不了这种矛盾，在相对的价值冲突之间唯有一死。 令狐冲的慧根是最高的。黑白正邪没有绝对的标准，之所以说令狐冲是真正的隐士，是唯一真正笑傲江湖的人，就在于他完全解构了属于郭靖的终极目标。他最终跳出了所有杀戮的理由。他对于世俗价值的怀疑也是最深的，他从心里反感作为法官和所谓正义维护者和上帝选民的角色。郭靖在灵台清明的一瞬提出的问题，直到令狐冲的出现，才得到一个答案。 令狐冲在本质上更接近哈姆雷特。不过他的解脱之路是彻底东方化的。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梅因在论及“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时，说：“起初，人们首先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这一点，金庸甚至破天荒的只字不提他的身世。我们看到后来在古龙笔下，个体性更加得到张扬，几乎不再有任何主角是有来历的。令狐冲比乔峰更本质地使江湖的乌托邦遭到摧毁，使郭靖的终极目标成为失去根基的海市蜃楼。 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后金庸时代的江湖中，像洪七公这样的人物本是不该出现在古龙笔下的。但侠客杨凡《大人物》，却是又一个在乌托邦的路上执迷不悟的罗伯斯庇尔。田思思离开家去寻找她心目中的大人物，结果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大头鬼杨凡。最后谜底揭开，这个杨凡的平凡不过是外貌，他原来才是真正的大人物，他是秘密组织“山流”的首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组织呢？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正义，去暗杀江湖之上的“坏人”，他们希望这个江湖变得更美好，变成一个乌托邦。 他们把这种事叫做“锄奸”。 杨凡其实绝对的自命不凡。他的道德优越感和绝对的自信，使这部武侠成为我最不喜欢的、也是古龙中后期作品中最不可原谅的一本。因为他彻底背叛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江湖，背叛了古龙自己的武侠精神，甚至退回到了金庸的起点之前。杨凡连郭靖都不如，连灵台清明的一瞬也没有。那么多人的死从没有让他陷入过信仰危机，却成为一个坚定而冷酷的原教旨恐怖主义者。 1950 年，四川广元一个原民国时期的乡长，清匪除霸时为了逃脱镇压，隐姓埋名，加入丐帮，一路行乞到了川陕之间的山区，便在当地住了下来，开荒生产。十余年来孤身一人，与当地人相处甚好，沉默寡言，装着目不识丁。1962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此人南面而泣，泪如雨下，秘密炮制传单数百张，妄图遥相呼应。传单散播于川陕甘三省六县，国家公安部编号为330大案。 联合侦破组在川陕甘毗邻的苦寒之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一年破获了此案。2000年，当年侦破组成员之一撰述回忆录，如此写道：“他万万没有想到重新骑到人民额头上的复辟梦刚一开头，就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上碰得粉碎。破案后不久，这个恶魔在壁口（甘肃）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这个人又该不该杀？要按1998年新刑法，散播传单妄图颠覆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顶到天了是五年以上。他的“罪恶的生命” 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之所以被杀，不过是因为有一种价值在当时成为至尊无上的标准，一切与之不谐的人与事都必须被毁灭。他的被杀，不过是这种价值的维护者需要借他的人头来无情的扭转历史。 我想知道的是，要是撞在洪七公他老人家、或者撞在大英雄杨凡手上，杀这个“土豪劣绅”，是不是也如杀一条狗一样痛快，毫不犹豫？ ○ 有一天，如果杨凡也振振有词：我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人。我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王怡，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 列位看官，我的丧钟将为你而鸣。 谬种流传，可以一至于斯。洪七公啊，你又为什么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