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足迹

（本片最让人激赏的是三段“床戏”，这三段经过精心设计的“床戏”，充分展现了背景，生活完全不同的三个男人的性格特点，堪称塑造人物性格的经典，也是特色，尤其是女演员在奔驰车上被文化部部长“潜规则”那一段……）

关于1984年的东德，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性虐理论去支持，当人民被一种显而易见的体制完全控制了思想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对于“体制”的爱，一种信赖式的受虐情绪。这点在维斯勒的心灵被作家德瑞曼点醒以前一直存在。他相信一个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信心，甚至质疑的“不安分子”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危险，维斯勒的工作就是维护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保证每一个人真诚地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国家。为此，维斯勒觉得自己干的这活儿非常有意义，他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见不得人的事业”。最终，连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维斯勒在审讯可疑对象时的确有一套。这说明他的内心有极强的国家意识，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维斯勒不惜采用各种“非正常”的手腕去折磨一些“和体制作对的人”，即使遭受自己学生的诘问，他也无怨无悔。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要这么做总有它的道理，他热爱这个国家。可是，德瑞曼一家的遭遇，尤其是全天侯的窃听让他的内心领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

忽然有那么一天，或者是由于长期隐约的感觉得到了证实，维斯勒发现这个国家的权利正在被一群丑陋的人把持。脑满肠肥的文化部部长可能是电影中性欲最旺盛的人，直到电影结束，作为男人，他依旧是个胜利者。他是邪恶的，自私的，他利用了他的职权强迫德瑞曼的老婆成为自己的情妇，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争权夺利，即使在柏林墙倒掉后，他还用可怜人的“床上功夫”作为嘲笑他的资本。仔细想想，他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苦闷的，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一个党员，一旦失去信仰后，他的业余生活也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偷情中寻找做人的快感。在片中，从他由于性生活过度而麻木的表情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影子，他急吼吼脱下裤子，拽有夫之妇的胸罩，又啃又咬的姿态，恐怖地展现在电影屏幕上。瞧吧！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的国家干部，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出疯狂的“绝对权利”，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的赘肉……

然而，这一切的杰作恰恰是维斯勒窃听的结果，他把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交到这帮官僚手里，纯粹是出于“责任”。可是，他们呢？！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这些人从不在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理想主义，他们每天说的话统统是谎言。这也是维斯勒从德瑞曼老婆，德瑞曼，以及他们周围朋友们身上窃听到的答案，他一贯冷漠的心，一贯的“问心无愧”在脆弱的人性前、在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的自杀前，在那首“献给好人的曲子”前觉醒了。那一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爱上了他们纯粹、坦率，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是的，作为“斯塔西（东德国家情报局）”的小领导，他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陷得实在太深了……

这时维斯勒的灵魂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意识”被血淋淋的真相击碎，他很伤心，这“伤心”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可耻，以及那一帮官僚言行的可耻，他伤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望。试想一个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老导演，一个倍受人民尊敬的老导演，仅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就被“斯塔西”的人监视。最终，被他们逼死——而且，高层人士为了刺探另一个“勇士”的政治立场，私人目的竟然是为了占有他妻子的肉体，然后通过维斯勒的“尽心尽职”体现出“某位领导同志的政绩”，打击政治对手，从而在权利的争夺中为他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通过窃听与多年的观察，维斯勒对此心知肚明。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如果是，那什么又不是社会主义呢……

如此黑暗的实际情况，怎能不叫一个真心实意坚信这个体制的人感到心寒？！执政者正在亵渎他们自己的誓言，这难道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吗？！这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难道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吗？！维斯勒在煎熬……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成效，一定会再次得到晋升。而一些真正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们从此也将跌入黑暗的深渊，万劫不复。维斯勒的良心哭泣了，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利用手中的职权倒戈，肯定会被上级发现，自己从此的前途也完蛋了，他也知道自己眼下是可以拯救这对可怜夫妻的。于是心烦意乱下，他找了一个妓女……

妓女是按钟点收费的。就在维斯勒尽性地折腾这堆肥硕的人肉时，时间到了！他还没玩够，表情一变的妓女立刻离他而去。恍惚中，他在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发现长期的特殊职业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冷漠、克制、理性的怪人，就连电梯里的小孩子也不待见他。是呀，他自己何尝不是政府雇佣的婊子呢？！这在性的问题上已有了足够的反应，维斯勒生理上无法满足。心理上，窃听到的话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极权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现在！他必须找回自我，假如说他还想做一个正常人的话；假如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值得他去爱的话……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后拯救他人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维斯勒自我救赎的过程，这也就阐释了为什么德国统一后，他依然选择了隐藏秘密，默默无闻地过完此生。我相信，片尾当德瑞曼在车上看见他倒垃圾时，作家其实也已经敏锐地意识了这个人的心意。他不愿意，也不忍心打扰“恩人”的生活，他知道这个曾经代号为“ＨＧＷＸＸ／７”的男人，他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在即将被人冷落的时刻做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渴望平凡的，仅此而已……

反观德瑞曼这个人虽说早泻，但他对于老婆的爱也是真挚的。而且他很有才华。他理解文化部部长的欲求不满，这的确很能激发了一个女人受虐的期盼。作为有文化的男人他只能企求老婆为了真爱而留下。可是，专制下充血的权杖，那条威力无比的“生殖器”无法让他找回做为男人的“尊严”，他甚至在发现自己家的确被人24小时窃听时，心情也不怎么激动，他知道这一切早成为了历史。他爱的女人死了，部长依旧活得很好，他甚至还可以去找别的女人，一切皆是悲剧。只有那个“老男人”与他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体验。他感受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爱，一个不怎么起眼，却异常感人的爱。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希望给他的好人送去一丝善意的安慰，在这里他的“性观念”已然得到了一次升华。90年代的维斯勒无可挽回地渐渐老去，他欲望也不怎么强烈了，一个人早孤独惯了，这也挺好。此时此刻，这两个老男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女人、还是对于一个意识形态。只有当这个人发自内心地说“我愿意”时，爱与被爱才是“真和谐”，而不是“被和谐”，性爱也是如此，迫害狂式的“硬搞”只会导致一种畸形的病变……

“国家”实际上和一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得病了，他就得打针吃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只好去死，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被意外地撞死了，东德也死了，这也不是“以她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这是该电影所要揭示的一个象征——“信仰的促死”。在她生前，导演（她的丈夫德瑞曼）爱她，观众（主人公维斯勒）也爱她。可是，她仅有的一次性高潮可能并不是爱她的人给的，一个只想和她享受性爱的“大官僚”把她变成了泄欲的玩具。这才是本片最大的讽刺！他们被官僚体制强奸了。在同一片乌云下，所有人活得都累，看不到丝毫的希望。他们中有些人终于爱上这可笑的生活，比如维斯勒的顶头上司，而有的人选择了低调，沉默是金——这也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选择……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

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
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
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

 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