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俱乐部

威廉姆作为贵族学校教师教授古罗马史，在某一届学生中看走眼了一位名叫贝尔的捣蛋分子，为了让贝尔能参与凯撒知识问答大赛，威廉姆动了私心，而贝尔则作弊获得了第二，之后俩人分道扬镳，贝尔依仗父亲作为州议员进入耶鲁，多年之后的同学会，模拟了凯撒知识问答大赛，贝尔再次作弊，事后嘲弄了威廉姆而被其儿子发现……影片用一种看似温馨的氛围来描述这种“宫廷”教育的失败，知识的腐朽及对提升人格的缺失，塑造的统治阶层“接班人”的品德与秉性是在家庭及权利机构的交接下完成，教育相对来说就是一种程序化的教义途径而已，有讽刺意味，但却不能直面剖析而显得暧昧是影片致命缺点导致主旨混乱不清。

大学时看的这部电影，至今都忘不了老师最喜欢的那本书上的这段话：
In the Aeneid Virgil, a Roman, wrote:
The Greeks shape bronze statues so real they seem to breathe.
And craft cold marble until it almost comes to life.
The Greeks compose great orations.
and measure the heavens so well they can predict the rising of the stars.
But you, Romans, remember your great arts:
To govern the peoples with authority.
To establish peace under the rule of law.
To conquer the mighty, and show them mercy once they are conquered.

——想象与现实间的美国教育

　　《皇帝俱乐部》（The Emperor’s Club）根据伊桑•坎宁（Ethan Canin）的短篇小说《宫殿窃贼》（The Palace Thief）改编。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一间名叫圣班尼迪克特的男子贵族中学。汉德尔特是一位教授经典和古希腊罗马史的中年老师。同大部分六十年代前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他虽未在专门领域有所建树，却充满道德感和教书育人的使命感。

　　这间中学的校训是：“不只为自己。”在电影一开始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先生在致辞中解释它：“在这里所获得的学识，不仅用于自己，还应该用于他人。”汉德尔特作为圣班尼迪克特教学的中流砥柱，在他第一节课上向他的学生提出了一个设问：舒特鲁克•纳汉泰，埃兰的君主，西帕的征服者，然而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没记载他的成就，为什么？——因为巨大的野心和征服而没有贡献，毫无意义！

　　这是一间与古代先哲和伟人共处的教室：正前方悬挂着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作《苏格拉底之死》大幅复制品，在它前面有几只尺余长的罗马皇帝青铜雕塑，而教室两侧摆满了亚里士多德、恺撒、奥古斯都、柏拉图、西塞罗、苏格拉底以及其他名人的青铜全身像、白色理石半身像、头像。男孩们安坐在这些历史巨人之间，穿着雪白衬衣，外套忠诚红色的西服上装、灰色羊毛制长裤，眼睛一眨不眨，完全被汉德尔特吸引了。他说：“……他们的成就超越了自己有限的生命，也存在我们之中。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欢迎来到《西方文明史》。”

　　新学期的完美开始。随之而来的一名转学生和一个活动，改变了一切。圣班尼迪克特中学有项传统活动：恺撒先生。这项活动有两个环节。首先是一系列希腊罗马史的测验，综合得分前三名的学生，将进入第二轮。第二轮竞赛安排在用罗马圆柱布置的礼堂里。面对着全校师生和受邀家长，穿着托加袍的决赛选手们公开回答问题，有一个问题答不出就要坐下，桂冠将戴在最后仍站着的选手的头顶，同时他被授予“恺撒先生”的称号。

　　塞奇威克是西弗吉尼亚州一个高级参议员的儿子。他不学无术，酷爱恶作剧，但对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叛逆而富于领袖魅力。这个转学生的到来，打破了汉德尔特班上的平静。他来的那一天，汉德尔特和他的学生披着一件白色古罗马式宽松长袍，沉浸在恺撒辗转征战中。塞奇威克面对请他也穿上托加袍的老师说：“他们说这是一间男校。”“是的，这是。”“可你们都穿着长裙。”“这是托加袍……”“我知道，我只是开个玩笑。”男孩子揣着裤兜笑嘻嘻地说，引来一片笑声。

　　塞奇威克不仅淘气，挑战汉德尔特的威严和纪律，他甚至根本无心向学。几次训诫之后，无奈的汉德尔特在只好祭起老法：约见家长。贝尔先生是一位娴熟的政客，手法干净利落。一请汉德尔特坐下，他就拿出古巴雪茄款待这位教师，并把对方当作知心人地说：“别告诉A.T.F.（美国酒精、烟草与火器管理局）。”被拒绝后，他一边嘟哝着“你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一边把一支据说是罗伯特•李将军马夫用过的手枪送给汉德尔特，作为见面礼，寻思着汉德尔特是“历史迷”。他噼里啪啦地按动盒式打火机，不时地冒出个“damn”，甚至突然打断对方的述说，呼喝秘书拿个火儿来。

　　但是，你要以为他粗俗卤莽就错了。这是个精明且对他人具有支配力的人物，完全主导了两个人的谈话。在汉德尔特罗里罗嗦地解释他们正从共和国进入帝国时，贝尔先生再次打断他，问：“你们教给孩子们的东西有什么好处？”汉德尔特怔了一下，问：“好处？”“是的，好处。”“呃，参议员先生，希腊人和罗马人提供了一种民主模型——我本不必跟你说这个——我们的宪法制定者借鉴了他们的灵感。但是，更有意义的是，我认为，当男孩子们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甚至朱利叶斯•恺撒，他们处在和这些伟人的直接接触中。这些人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最高标准：政治才能的，公民道德的，人格，坚定的信念……”

　　高级参议员咕咕笑起来，打断他的话：“噢，这多少有点儿吹牛。——你说我儿子不上道。” 汉德尔特略有憧憬的表情也换成了一个笑，接着说：“所以我的工作是塑造他的人格……”“塑造他？”贝尔先生接下来的话让汉德尔特的笑容完全消失：“你不必塑造我儿子。你的工作是教我儿子。你按他的课程表教他，教他为什么地球是圆的，教他谁杀了谁在什么时候和哪儿……这是你的工作。你，先生，不要塑造我儿子。我会塑造他。”在确定汉德尔特明白他的话后，他伸出手：“感谢你的到来。”

　　电影到这里只是一半。回到学校后的汉德尔特和他的学生塞奇威克开始上演老套的情节，后者被调动起了学习的热情，而前者成功地把他推上了礼堂的复古舞台。但是这个年轻的男孩选择了作弊。他没有赢，没有获得桂冠和“恺撒先生”称号。这直接导致了二十五年后的再赛：已经是全美最著名一个公司CEO的他，邀请了其他两位选手、同班同学——他们现在是美国社会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汉德尔特先生，重赛一次“恺撒先生”。塞奇威克再次作弊。——汉德尔特再次选择了没有当众拆穿他。

　　也许有人说，汉德尔特第一次没有选择拆穿塞奇威克是迫于校长的决定，而校长不想让台下的参议员先生丢脸，以至失去学校的最大捐助人；他第二次没有拆穿，是迫于塞奇威克曾许诺这次再赛后，要给圣班尼迪克特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助。但是，如果所谓道德的力量只能驯服那些本性如此的，却对塞奇威克、参议员先生这些横冲直撞的人物无可奈何，它还能象征那个更高的标准吗？在笔直的肩背下，汉德尔特显然软弱而怯懦。

　　在“恺撒先生”竞赛失败后，塞奇威克短暂的学习热情熄灭了。他回到了之前的状态里，或有甚之。但这不减他在同学中的魅力。最后在雪崩般大量的C和D中，塞奇威克毕了业，并通过父亲的影响，进入到耶鲁。二十五年后，在“恺撒先生”再赛结束时，虽然没有如愿以偿获得这个称号，他仍依计划宣布决定：他将追随父亲的足迹，竞选美利坚合众国参议员。第二天早上，他对着记者大谈怎样改进以及实现真正的教育，教育孩子们什么是道德准则，什么是贡献。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令他再赛时被问倒的问题是：“谁是舒特鲁克•纳汉泰？”

　　这里，毫无疑问是讽刺当今总统布什了——布什曾是耶鲁的C等生，却在竞选时好称自己是“教育总统”，这次大选又总不忘大谈任内的教育改革；满口德州的土腔偏能吸引美国平民；甚至有次在问到谁是他最喜欢的政治思想家时，脱口回答：“耶稣基督！”一时传为笑谈。布什的那一点点事，分给了塞奇威克和他父亲两个人干。

　　仅仅从电影艺术角度考量，《皇帝俱乐部》有些情节老套，叙述不够流利，人物有点脸谱化，但对美国教育现实的反思，使它值得一看。比如，除了上面提到对布什的讽刺，在两次竞赛中，都是一名印度裔学生靠实力摘取桂冠。这是当前美国教育的一个方面：印裔和华裔美国人越来越好地利用、越来越多地占有教育资源。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消灭不同家庭间的学业鸿沟，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No Child Left Behind）教育法案特地要求，在考察学校执行情况时，必须分别列出来自贫穷家庭、少数民族家庭和母语非英语家庭学生的进步情况。这样，以前学校可以依靠印度裔、华裔优秀学生拉高全校平均分数，现在却掩饰不住贫穷白人或者墨西哥移民孩子的学业不足了。电影中塞奇威克说，关心教育的质量，不仅在圣班尼迪克特这样的地方，还有其他地方，不仅为这些精英的孩子，而是全国的孩子。大概算是对这一措施的宣传吧。

　　伊桑•坎宁原著名叫《宫殿窃贼》（The Palace Thief），可能来自这个谚语：“A thief passes for a gentleman when stealing has made him rich.”翻译过来，相当于中文的“窃国者王侯”。小说的名字要比电影的辛辣，侧重于批判塞奇威克。“（罗马）皇帝俱乐部”则把观众带进了汉德尔特的教室。这是间似乎存在了很多年、并且看起来仍会存在下去的教室，它意味着所有像圣班尼迪克特那样的中学——“电影暗示着，”《纽约时报》的影评说，“仍然是在这里，权力交接，塑造人格，做出选择。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在这里同样被改变了。”

开始时我以为会不会跟《死亡诗社》一样的。原来不是。很不错的电影。跟《死亡诗社》相比，它更尊重传统，它强调的是教育中人的品格、责任感、荣誉感和原则性的塑造和成长；《死亡诗社》更偏向鼓励个人的独立思考、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以及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但两部片子都很好，实为一硬币的两面，在现实中，理想的教育应是两者结合起来。

在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长河中，一朝一夕一时的得失、成败，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能诚实面对自己和保持自己做人的原则性。在我们的现实中，我们确会常常动摇，你会发现自己活得好艰难，因为别人并不都会如你一样：“Well, can I say,Mr. Hundert,who gives a shit? Honestly. Who out there gives a shit…aboutyour principles and yourvirtues?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保有一种信心。因为：“Youth ages, immaturity is outgrown,ignorance can be educated and drunkenness sobered,but stupid…Iasts forever.”

我想，假如我是一名老师，我会希望自己能带给自己的学生一些东西：他们能学会独立思考，面对纷纭、驳杂、多变的现实时，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当然亦需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但我希望他们还是能相对保存自己的一些东西，这就是原则性。我们现在教育的失败是，我们总是、只是一味地教育我们的学生要适应现实，不管好坏；于是就培养出了我们的学生普遍地没有一种原则性，以及一种原则性的勇气；当他们离开学校，面对纷纭、驳杂、多变但同时又残酷、僵硬无比的社会时，他们就更难产生一种原则性的勇气了；他们只会更加地痛感自己的渺小，普遍地只会变得随波逐流；而不知学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真是恶性循环。我们的教育，或者说我们的老师，少有能告诉我们现实的真相的同时，而又展示，或至少是告示，其实我们还是可有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的，而不是一味地向现实妥协，毫无原则地妥协，直至推到无路可退。

摩罗在《自由的歌谣》“一个高贵的生命——记我的同班同学和启蒙老师吴洪森先生”里说：“记得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63年，才刚刚15岁，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45年，已经33岁，其间悬殊竟有一倍多。那时候走上讲台给我们讲课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可怕的文革中荒废学业整整十年、从而也可以说是荒废了整整一生的人。他们不但早就给命运抛到了人的尊严之外，也给抛到了专业知识之外。而且，他们满身满心都是那个荒唐时代所加给他们的枷锁。他们纵他愿意，也没法走到枷锁之外来给我们传道授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成为了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以文学的熏陶和精神的启迪的，恰是知青那一代人。而在那些大龄同学中，在那整个灰暗、荒芜的环境中，最最光彩照人、熠熠闪光的人物，当然就是吴洪森。由于他的出现，由于二十年来他对我的生活的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当我为自己没有上过一个好一点的大学而痛感遗憾时，我总是发自内心地这样想：不用太遗憾，至少我在这里遇到了吴洪森，这决不是任何一个环境都能随便遇上的人物。在一个了不起的人和一个了不起的大学之间，我至少拥有了一样，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样的幸运。”

所以，其实一位学生若不能遇到一个好学校，能遇到一位好老师，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在这两者之中，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后者可能更重要。而我们的现实无疑就是，我们的好学校很少，好老师，亦很少。我想或许每一个老师都应该记住影片结尾时Hundert 老师的这一句话：“I had come here in the hope that I had been wrong about Sedgewick Bell.Or rather,that I had been right--right to believe in him all those years ago.But this is a story without surprises.As a student of history,I could be shocked…neither by his audacity,nor his success.I had failed Sedgewick.But the worth of a life is not determined…by a single failure,or a solitary success.My other students taught me that.However much we stumble,it is a teacher's burden always to hope…that with learning, a boy's character might be changed.And, so,the destiny of a man.”而这亦就是一个老师的信心，或者说，教育的信心；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教育，还需要老师：因为无论如何，总还会有学生去愿意领受，并愿意接受改变。（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